商鞅变法,为什么会影响中国数千年,争议数千年

  • 2026-07-03 05:05:35

公元前361年的冬天,大梁城外,一个孤独的身影,正冒着漫天风雪走向远方。

这个独行者正是公孙鞅,来自卫国,也被称为卫鞅,34岁的年龄,依旧籍籍无名,孓然一身。

34岁,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,已经不算年轻了,已经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机。

当时的不世天才庞涓、孙宾,风华正茂、头角峥嵘,在舞台中央大放异彩。

甚至,相比已经在韩国独自主政的申不害,他还要老上十岁。

因此,在魏国国相公叔座临死前,向魏惠王大力举荐公孙鞅为相时,直接被魏惠王无视了。

公孙鞅在魏国的路戛然而止,这才不得已出走魏国。

公孙鞅走的那么匆忙,那么无奈,那么伤感,甚至连件像样的行礼都没有,随身陪伴他的只有一部薄薄的《法经》。

公孙鞅

同样是在这一年,遥远的西方,年仅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继位了。

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主之一,从小跟着父亲秦献公在战场厮杀,九死一生。

正是如此,让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,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秦国、强大秦国,才能粉碎敌人对秦国的窥觎,才能保证老秦人的基业安稳。

刚继位,他就颁布了后世文明的的《求贤令》,向全天下求取能让秦国强盛起来的有志之士。

求贤令说:“秦国国君嬴渠梁正告天下士人,本公求贤似渴,天下士子有为秦国谋划者,能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的,嬴渠梁愿与君与分土,共治秦国。”

秦孝公嬴渠梁

此令一出,天下震动!

嬴渠梁开出了天下君主没人敢给的条件,令天下各地的士子纷纷投奔秦国,拜访嬴渠梁。

公孙鞅也是其中之一。

公孙鞅

公孙鞅先后和嬴渠梁谈了三次,非但没有打动他,反而被认为没有真才实学。

于是公孙鞅离开秦都栎阳,踏遍秦国荒僻山川,领略秦人万般疾苦,三个月后回到栎阳,再见嬴渠梁,直接向嬴渠梁献上了以霸制天下的策略。

公孙鞅指出秦国衰弱的根本在于“民弱国也弱”。

因为:秦国占据关中平原,土地平坦沃野千里,却让它荒芜薄收;渭水悠悠流过家园,平坦缓荡没有险阻,却没有渔盐航运;秦人崇尚武功,私斗成风,却没有克敌必胜的强大军队。

公孙鞅所说的,也正是嬴渠梁所忧虑的,听了冷汗都下来了。

公孙鞅给出了策略:要想战胜强敌,称霸天下,就要“国强民弱”。

因为:国家一定要“强”,必须能够控制他的国民,使之成为听话的“弱民”,人民朴实忠厚、服从命令、民心一致,国家才会容易治理,才会越来越强大。

嬴渠梁频频点头,向公孙鞅求取“强”国的方法。

公孙的鞅答案是法治

因为:人性本恶,人之恶性与生俱来、与身俱存,可以说是生命不息、恶念不止。因此国家把以“善”的宽大来治理“奸恶”的人民,国家必然陷入动乱。而如果国家以对付“恶人”的谨慎来治理“善民”,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。所以,治理国家必须要以恶制恶,以严厉的刑罚来约束人性的恶念。

公孙鞅拿战争举例说:对外,没有比战争更凶险的了,如果刑罚轻,就不能驱使民众去作战;因此要加重刑罚,让不想参战的民众生不如死,觉得活着也是屈辱,遇到战争就忘了死的危险。用这样的法令驱使士兵攻击敌人,好比用百石的强弩射飘摇的树叶,有射不透的吗?

秦军

内政上公孙鞅也有自己的主张:天下事,没有比从事农业更苦的了,但是农民用力最苦,获利却最少,反而是商业和手工业者获利最多。农业是国家的根基,必须极力推行百姓种地,限制商业发展。这样,百姓就会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农业上了。农业兴则人口众,人们吃饱穿暖,生活富足,则国家强大。

所以,对内组织民众积极耕织,把农业的好处都给农民;对外作战重赏重罚,把战争的好处都给士兵,使奸诈虚伪之人没有容身之地。

国家专心农、战,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强大、不富庶呢!

公孙鞅的言论如久旱甘霖,让嬴渠梁余香满口,久久回味,随即又热血沸腾,激动不已。

于是,嬴渠梁不顾甘龙、杜挚为首的守旧贵族的阻挠,坚决启用公孙鞅,在秦国进行变法。

公元前359年,公孙鞅在秦国国内颁布了《垦草令》,由此拉开了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。

《垦草令》不是啃草的命令,而是一部开垦荒地、发展农业的法令。正如公孙鞅反复强调的若想强秦,必须重农,所以变法的第一炮就从农业打响。

《垦草令》共二十条,第一条“无宿治”,和垦荒一点儿边也不沾,但却极为重要,可以说关系改革的成败,公孙鞅把他放到了法令的第一条。

无宿治的意思就是办理政事不允许隔夜。即各级官员不能怠惰,当天的政事必须当天处理完毕,不可延迟至明日。哪怕你整夜不睡觉,也必须完成当天的工作,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。

例如传达政令不过夜,即使星月满天,夜路上也有奔波不停的各级官员。

例如告状审案,即使当天夜里接到诉状,吏官也必须在凌晨前将案件前因后果调查清楚,存档备查。

吏官们彻夜不停,通宵达旦地办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

这样,公孙鞅把变法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吏治,一下子就抓住了推行变法的根本。

有了强大的执行力,各级官员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组织农人开荒种地、按时务农上,一级压着一级干,农人更不敢懈怠,垦草令得到了有效地执行。

其他十九条的内容大致如下:

重农抑商:严禁声色娱乐,专心务农;严禁买卖粮食,粮食只能卖给国家;加重关税、商品税、酒肉税负;商人根据家里人口数量摊派徭役。

打击权贵:对贵族们,以其家里门客数量征收重税和徭役;贵族除嫡长子外,其余子弟和平民一样担负担徭役和赋税。

统一思想行动:不允许开设旅馆,不务正业者无处落脚;禁止民众擅自迁徙;禁止官员到各地游历、讲学、辩论。加重刑罚推行连坐,一人犯法,亲属同罚。

纵观每一条法令,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,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。

其中的一些法令甚至违背了人性,几乎得罪了当世所有的人。

实在无法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公孙鞅,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

他似乎不是那个时代的人,甚至后世也没有相知的人。而他的心思得多么的细密,手段得多么的神通广大,才能把它完美地推行下去。

但是,能一厢情愿地坚持着的人、执拗的人,顽固的人,不惧一切如入无人之境的人,往往都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
或许,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成功的人占据少数的原因把。

《垦草令》在秦国强有力地退行,让秦国的百姓一开始吃了不少苦头,又是连坐又是限制娱乐,限制迁徙,特别是限制思想言论,被认为是愚民,让大家非常不满意。

但是经过了三年,百姓们就渐渐地感觉到了变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,就转而认可和拥护起来。

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、农人阶层。不仅丰衣足食,而且身份得到了认同,社会地位得到提升。

携《垦草令》的巨大成功,公元前356年,公孙鞅被嬴渠梁任命为左庶长,成为秦国政事中最具实力掌权者,相当于东方六国的丞相。

为了更彻底地推进变法公元前352年,嬴渠梁又任命公孙鞅为大良造,相当于丞相兼上将军,掌管全国所有军政。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

同年,公孙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,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旧制,内容包括:

营建新都:为了配得上这个辉煌鼎盛的王朝,在土地肥沃、易守难攻的渭河北岸选址,以超前的眼光,高标准的营建新都咸阳(今陕西咸阳),并将都城从栎阳迁到这里。

变革产权:废井田,开阡陌,承认土地私有,允许自由买卖,允许人们开垦无主荒地,进一步调动人们垦荒种粮的积极性。

改革行政:废分封,普遍推行县制,完善县一级的官僚机构,所有的政事、军事由中央委任的官吏直接管辖。

统一度量:由政府制定、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。使政府的公信力空前提升。

移风易俗: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,执行分户令,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。

帝国时代,从大秦称霸诸天

公孙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,期中绝大部分的政策和制度,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,对世人来说,是新鲜的、陌生的,颠覆了传统和祖制。

他把秦国这个百年老屋掀翻了,打破了里面所有的坛坛罐罐,还一把火烧得灰都找不到。

他又另起高楼,让这座新屋从头到脚,从外表到血脉,从毛发到筋骨,所有的所有,都和以前,和其他的完全不同。

为了强力推行变法,公孙鞅将一切抛制度外,他眼里只有法,只有制,所有的人,所有的一切他都看不见。

所有阻挠变法的,他都要强力清除,可谓是见神杀神,见鬼杀鬼。

秦人好勇,私斗成风。解决纠纷,一切凭武力定胜负、定是非,是在变法前是再正常不过的秦国老习俗。

但是变法后就不一样了,新法明确严惩私斗。

有两大族知令不行,一次私斗死伤无数。

公孙鞅把两族统统羁押,在渭河边设立刑场,将牵涉到两族的青壮年全部处决,一日处死七百多人,河水因此变红,号哭之声惊天动地。

消息震动东方,秦君暴政之名传遍天下,中原各国纷纷予以谴责。秦国给东方回复:刑罚只认法不认人,公孙鞅并没有做错。

好一个只认法不认人,话音未落,秦太子就跳了出来。

史书记载,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,公孙鞅依新法要对他进行处罚。

胆敢处罚太子,反对的人自然排成了长队,众人高呼:“刑不上大夫,何况是太子。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,不能施以刑罚。”

但不循常理、不近人情的公孙鞅却说:“新法得不到尊重,就是因为上层人可以触犯它。太子知法犯法,更加不可饶恕。”

念在太子年幼,按现代的说法,是属于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,公孙鞅就以劓刑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,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,把年幼的太子流放民间体验疾苦。

公子虔

老秦人彻底沸腾了,违法必究,违法必惩成为老秦人头上的紧箍咒。

之后在秦国,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。

秦国从上到下,人人学习新法,遵照新法。

变法十年后,这片偏距西陲的不毛之地沃野千里,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。

世代穷苦的老秦人开始丰衣足食,面色红润,身体素质得到质的飞跃,国库里的粮草堆积如山,守疆的士兵顿顿饱饭,生龙活虎。

公孙鞅设立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,每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(人头),就可以赏爵一级,并得到相应的土地、宅邸,和一个佣人为他服役。

而没有军功者,即使是宗室贵族,也不得拥有爵位、不得超标准占有田宅、臣妾。

由此,全国上下乐战的风气浓郁,老百姓听说要打仗,就磨刀霍霍、争先恐后,日常起居饮食所唱的也是战歌。

公元前340年,公孙鞅带着训练了三年的三万新军度过洛河,以三万秦锐士痛击十万魏武卒,不光成功收复河西失地,而且尽显霸王气势。

经历上百次战争,牺牲无数人的生命,最终老秦人将这块丢失了百年的领土,重新纳入自己的疆域。

消息传回大梁,魏惠王悲愤交加地忏悔:“寡人恨不听公叔痤的话放走了公孙鞅啊。”

而公孙鞅作为秦国崛起的第一功臣,所得的奖赏更是丰厚,嬴渠梁践行《求贤令》中“共治秦国”的承诺,把位于於(今河南内乡县东)、商(今陕西西商县)之间的15邑封给他作为属地。

商鞅、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。

而秦国自嬴渠梁之后也真正地强盛起来,让嬴渠梁和他之后的六代秦君,“奋六世之余烈”,用仅仅120多年的时间,就完成了横扫六国、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。

虽然变法大成,但冥冥之中商鞅知道,他所做的一切是有代价的。

公元前338年,秦国变法最大的靠山,秦孝公嬴渠梁去世,太子嬴驷即位,是为秦惠王。

这个曾经被商鞅无情处罚的少年,在秦国乡下游历多年,带着一身的风霜和饱经世事的阅历,终于登上商君为他开辟的天下第一强国君主的宝座。

秦惠王即位后的第一时间,就和怨恨累积的秦国老世族一起,以商鞅谋反为借口,对长期霸占秦国军政的商鞅展开了反击。

最终商鞅被杀,死后又遭车裂之刑,尸体被五牛分尸,全族被灭。

商鞅最终以身殉法。

商鞅虽死,但他引导的这场改变秦国命运的变法,一直推行了长达22年,彻底改变了秦人的习性,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。

即使他死后,新法也并没有人亡政息。

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正相反——秦惠王杀死了变法的设计者,却将他创立的新法完整地继承下来。

更重要的是,依靠变法兴起的新的功勋贵族集团,成为另一支推动变法继续前行的强大力量,持续地将秦国的变法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变法的主人虽然横死,但变法的成果并没有失去,秦国也因此成为战国时代唯一一个变法成功的国家 。

也正是这个原因,历史对他的争议很大。拥护他的人有很多,诋毁他的人也不计其数。

有人认为他革法明教、功如丘山、名传后世。成为后世众多改革家、革新者的楷模,让他的名字和中国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诋毁他的人认为他以刑罚逼民,是天下一等一的酷吏,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极其残暴、灰暗的一页。

正如商鞅自己所说,他在当世不被理解,在后世相知的人也寥寥无几。

然而,他似乎并不在乎个人生命的得失,或者说他看得更长久,他将自己的命运放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,至少他认为天地大道是容忍他的吧。

也正如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的评价,商鞅变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,商鞅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,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。

商鞅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,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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